判决如何影响实体从属第三人:既判力抑或反射效力?

文章来源:发布时间:2009-06-04 21:58:52浏览次数:

判决如何影响实体从属第三人:既判力抑或反射效力?

(原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4期)

胡军辉 *

 

  对于当事人之间判决效力如何影响实体从属第三人,我国立法上尚未明确规定,学理上亦很少有人关注。在域外形成了两种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即既判力主观扩张论和反射效力论。这两种理论在目的上具有共同性,但由于创设思路不同,前者在与原有审判效力制度的协调难度上比后者大得多,并且扩张理由的正当性亦颇有疑问。尽管后者也存在正当性依据说明不充分的问题,但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还是存在的。因此,我国宜借鉴反射效力论来解决判决向实体从属第三人的效力扩张问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既判力主观扩张;反射效力;实体从属第三人

 

在实体法上,三个以上权利主体之间存在依存性的法律关系特别多,如连带债务人、债权人与其他连带债务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出租人、承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合伙人、合伙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所形成的关系;股东、公司与其它主体所形成的关系;共有人、其他共有人与其它主体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等。在理论上,由于审判效力的相对性与多方主体实体法关系的牵连性之间存在冲突,只要法院审理的案件涉及到实体法上具有牵连的三方主体,就存在作出类似于前述案例中那样合法而不合理的判决的风险。对于这些问题,我国立法尚未进行明确规定,学术界至今亦很少有人关注。在域外,已经形成了两种比较系统的理论,即既判力主观扩张论和反射效力论。下面将对这两种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并对它们的优劣作比较深入的分析,以期有益于我国相关理论的发展,并促进相关立法的顺利出台。

一、既判力主观扩张论

在学理上,打破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将当事人之间判决的效力扩及于第三人的现象被称作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依据通行的观点,可以受当事人之间判决既判力拘束的第三人仅限于诉讼上从属第三人,如当事人的诉讼担当人、诉讼的继承人、当事人的诉讼代表人等。此处的既判力主观扩张论,是指认为当事人之间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可以扩及到与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牵连关系第三人的一种理论学说。针对实体从属第三人的既判力主观扩张理论,最先是由德国学者Rosenberg提出来的,其认为“债权人对主债务人之诉受败诉判决者,其既判力及于保证人;而于无限公司,因股东责任完全依存于公司,故公司所受胜诉或败诉判决,不问对股东有利或不利,其既判力均及于股东。” [1]在理论界,支持这一学说的学者除Rosenberg外,主要还有德国的BettermannBlomeyerU.Huber,日本的竹下守夫、吉村德重等。既判力主观扩张论者提出了多种理论学说来解释既判力向当事人的实体从属第三人进行扩张的正当性,具体如下:

(一)继承人类推理论。该理论最先是由德国学者Bettermann提出来。依据他的理论,既判力扩及于德国民诉法第325条规定的口头辩论终结后的权利继承人(Rechtsnachtolger)的基础,来自于让渡人的实体法上的处分权能。口头辩论终结后的权利继承人的地位,如同不得不接受让渡人实体法上的处分行为一样,也不得不认可让渡人的诉讼行为产生的结果。所以其认为,既然既判力扩张及于口头辩论终结后的权利继承人的根据,在于权利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从属性,那么既判力同样可以作用于处于其他各种从属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德国学者Bettermann的理论得到了日本学者的支持和继承。日本的继承人类推理论认为,除了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的既判力扩张情形外,亦可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参照既判力扩张的目的以及正当的根据,或者既判力制度本身的旨趣,将确定判决内容的拘束力有利或不利地扩及到第三人。判决效有利地扩及于第三人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不利判决的前诉当事人的败诉,是建立在程序保障的前提上的,因而可以类推适用既判力向口头辩论终结之后的继承人扩张的情况,而使之正当化。在处理与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后诉中,不能认为败诉人受到了既判力的扩张突袭。在判决效不利地扩及于第三人的情况下,其法理依据则主要在于保护胜诉利益。例如,在主债务人、合资公司胜诉时,如果既判力不能有利地扩及于他们的保证人、股东,他们将在后者败诉时受到追诉,承担偿还义务,这将难以确保胜诉判决所赋予的利益。另外,即使这种追偿关系不成立(例如,在确认租赁人和出租人之间租赁权存在的场合),因为胜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着实体法上的依存关系,所以在败诉人和第三人的后诉中,第三人如果获得与前诉判决相矛盾的败诉判决,那么前诉胜诉人的法律地位的安定性将会受到威胁,并会受到间接或直接的利益损害。所以把胜诉当事人的继承人和败诉人之间既判力扩张的情形,在保证债务等情形下加以类推适用,从而承认既判力的扩张是妥当的。在日本,继承人类推理论的首推者是竹下守夫教授。 [2]

(二)确定契约类推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事人之间的确定契约能够导致第三人实体法上的地位恶化,并进而导致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恶化。而法院判决给当事人所带来的效力不应当低于当事人之间确定契约所带来的效力,或者说,争讼判决至少必须给予原告不低于基于法律行为的认诺相当的价值。因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尤其是胜诉当事人的利益,应当允许既判力向实体从属第三人扩张。这一理论最先有德国学者U.Huber提出来的。(三)反证理论。日本学者吉村德重教授认为[3]:“在诉讼法说如何将判决视为一法律要件事实,且于法律未明文之场合,仅依实体法上有依存关系即承认有反射效力,实有其困难。同样,在实体法说,认既判力具有权利实在性,则除非法律明定以之为法律要件事实,否则在判决之诉讼法上效力,仍应依职权调查,而主反射效力理论者,却认应由当事人援用,法院始得斟酌,亦有未妥。”因此,反射效力论者所提出的事例,宜依既判力主观扩张予以解释。

二、反射效力论

所谓反射效力论,是指认为当事人之间判决的既判力不能扩及到实体从属第三人,但能反射性地产生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一种理论学说。“反射效力”(Reflexwirkung)一词,最初是由德国民法学家耶林(Jhering)于1866年提出,其认为“法律上或经济上的事实,超越法律、行为人或权利人最初所欲达到之效力范围,而使第三人之权利领域亦受波及之效果,即为反射效力。如共有人一人所为时效中断对其他共有人的影响,保证人、连带债务人所为清偿,对主债务人、他连带债务人之影响等。此种受反射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可主张债权人之撤销诉权或于判决后主张恶意抗辩以保护其权利。”[4]

反射效力理论内部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构成要件事实效力说。在民法学者耶林(Jhering)提出反射效概念后,Wach将这一概念引入了诉讼法,并提出了构成要件事实效力理论。Wach认为所谓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是指因诉讼当事人间发生既判力,而反射地使第三人之权利义务发生变动的效果。” [5]反过来说,当事人之间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对实体从属第三人所生的反射效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可以基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或是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产生。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与既判力和形成力均不同。既判力与诉讼标的相关,而形成力与判决主文中显示的法律关系直接相关,与上述两者显著不同的是,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仅仅作为法律规定的或当事人合意决定的、欲形成某种法律效果之法律要件而加以规定并产生的效力。另外,既判力和形成力虽然有确定判决的效力,但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不一定以确定判决为前提。构成要件事实的效力的例子很多。例如,接受委托的保证人在受到要求履行保证债务的判决之后,其便可主张对主债务人的求偿权;委托保管物返还请求权随 “宣告委托保管有效判决确定”而消失;依据汽车普通保险条款,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数额由被保险人(加害人)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被害人)之间基于确定判决确定的时候,或者诉讼上和解、调解或基于书面同意而确定的时候,被保险人就取得了对保险人的保险请求权,并且可以依照规定行使这种请求权。Hellwig也是构成要件事实学说的支持者,他认为所谓反射效力,应当是指“判决把当事人设置于某种法律状态,进而构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第三人法律状态的法律要件”的效果。[6]最典型的例子是:保证人能够援用驳回对主债务人诉求的判决,第一承租人(转租人)接到命令其腾房的判决时,第二承租人也必须腾房。而转租人获得确认其拥有占有权的判决时,出租人无法要求作为第三人的第二承租人腾房。[7]而反射效力的具体情形则包括两类,其一是由于实体法上有依存关系而存在;其二,因一般人对于给付判决之存在及执行请求权之发生均有承认义务所然。如,保证人受败诉判决时,对主债务人之求偿权即发生,保证人主张该求偿权时,主债务人不得主张该给付判决不存在或不当。”[8](二)附随效力(Nebenwifimng)说。该学说由Kutmer提出。他认为,“假设有某一判决存在,因其判决本身或与其他法律事实相结合后,依民法或其他实体法之规定,被当作特定法律效果发生之要件事实时,该法律效果之发生,从判决之效力方面予以观察,即为判决之附随效力。此附随效力若于诉讼当事人与第三人间发生者,即为反射效力。依据发生原因不同,反射效力可以分为依法律规定(明文、未明文均属之)而产生反射效力和依当事人合意而生反射效力两种情形。在概念上,判决的附随效力,系因判决的存在而生的实体法上效果,与判决之概念上本质无关。该效力所生之该法律上效果,并非为判决之对象,亦无诉讼系属,纯为私法上之效果,故是否援用该效果,应适用辩论主义由当事人主张。”[9](三)确定契约效力类推说。Kutmer之后,Pagenstecher以既判力实体法说为前提对判决的扩张进行了说明,然后得出了基于实体法上从属关系的审判效力扩张在本质上属于反射效力的结论。既判力的实体法说认为:不当判决,即与实体法律关系状态不相符合的确定判决,具有使实体法律关系状态发生变更的作用,而正确判决的效力是对法律关系的确认。当债权人的债务履行请求在诉讼中被不当地被驳回(与实体法律关系状态相反)的情况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消失。相反,当债权人的请求被不当地予以认可时,基于判决该请求权因此产生。所以,判决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类似于缔结确定契约(Feststellungsvertrag,在认可其请求的情况下是承认契约,在驳回请求的情况下是“消极承认”契约)的效力。Pagenstercher以既判力实体法说为前提对审判效力的扩张进行说明时指出,立足于从属关系上的第三人,必须承认其权利的产生、消失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缔结的确定契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判决的既判力被称之为反射效力。[10]

德国的反射效力理论得到了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理论界的继承。在日本,兼子一博士是反射效力论的首推者,他认为,确定判决的反射效力,是指当事人之间的确定判决存在,对于原非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反射地形成有利或者不利影响的现象。由于审判行为是法院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纠纷进行评判的过程,因而法院判决具有强制性。对于当事人必须受法院拘束而言,如同在当事人间就判决所确定的法律关系成立了契约一般。因此,因当事人间契约行为而受影响的第三人,必须承认当事人之间形成判决所带来的法律效力。[11]兼子理论在日本得到了中村英郎、奈良次郎、林屋礼二、吉野正三郎、谷口安平、吉村德重等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

在我国台湾地区,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学者们才开始注意反射效问题,骆永家、陈荣宗、陈石狮等学者在台湾地区民诉法研究会第9次、第10次会议中,分别提到了判决的反射效;而正式提到反射效这一概念的民事诉讼法教科书是王甲乙先生等合著的民事诉讼法新论。[12]最先对反射效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吕太郎先生,其认为所谓反射效力,乃指第三人虽非确定判决之既判力所及,但因与当事人间存有一定之特殊关系,致使当事人因受既判力拘束,而反射的对该第三人发生利或不利之影响之效力。吕氏的反射效力理论与兼子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并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反射效力的具体含义:反射效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产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后诉法院的影响力,后诉法院不得为反于该确定判决之判断,而应当以确定判决之判断为前提。[]

三、对既判力主观扩张论和反射效力论的比较分析

针对判决效力向实体法上第三人扩张这一现象,之所以会在学理上形成既判力扩张论和反射效力论这两套不同的理论,其原因在于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既判力本质论之实体法说与诉讼法说之间的对立。站在实体法说的立场,论者就能够将这些“判决效向第三人扩张”的情形作为既判力扩张问题来予以说明,而站在诉讼法说的立场,就很难作出说明。于是诉讼法说对于无法用既判力扩张予以说明的某些情形,就使用反射效的概念来进行说明。[13]尽管既判力扩张论与反射效力理论是站在不同的既判力本质观下所提出的学说,但两种理论都是为了合理解决在实体上具有牵连关系的三方主体之间的纠纷,避免矛盾判决的出现而提出来的。

从制度的创设思路来看,既判力扩张理论是通过修正现有的既判力扩张理论,使当事人之间的审判效力能扩张到实体从属第三人,从而达到协调在实体上具有牵连关系的三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有效地防止出现矛盾判决的目的。由于既判力主观扩张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添加附属物式”的理论,因而存在一个如何协调基于诉讼上牵连关系所生的既判力扩张与基于实体法上牵连关系所生的既判力扩张的问题。相比之下,反射效力理论是为了达到合理解决在实体上具有牵连关系的三方主体之间的纠纷,并尽量避免矛盾判决的出现而专门提出来的新理论。因而其与传统既判力主观扩张论的冲突会小得多。

在制度建构的法理依据方面,既判力主观扩张论者提出的见解颇有疑问。自Rosenberg提出既判力扩张论以来,有不少学者对于既判力扩及于实体从属第三人的法理依据进行了说明。德国的BettermannA.Blomeyer以及日本的竹下守夫等提出的既判力扩张理论存在明显的承继关系,他们均是通过类比诉讼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得出实体从属第三人亦受既判力拘束的结论的;U.Huber 是通过类比当事人之间的确定契约,从而得出既判力应当扩及于实体从属第三人的法理依据的;另外,吉村德重教授以反证的方式得出了既判力扩张具有合理性的结论,但其并未从正面提出既判力扩及于实体从属第三人的法理依据。因此,实质上支撑既判力主观扩张论的法理依据只有前两点。笔者以为,将既判力扩张与口头辩论终结后的继承人相比较,以此作为向实体从属第三人类推适用既判力扩张的根据并不充分。既判力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阻止败诉一方当事人主张前诉确定判决存在错误,而直接或者间接就同一事件重新提起诉讼,并进而改变原不利判决之企图。为实现此目的,当败诉当事人(原告)把请求权让渡给第三人,或败诉当事人(被告)把诉讼标的物转让于第三人,或移转给第三人占有时,如果把该第三人作为当事人展开新的诉讼的话,那么此时则必须阻止产生与原确定判决的判断相互矛盾的判决,以确保法的安定性。但是,在既判力向从属关系第三人扩张的场合,并不能基于以上考虑而使之正当化。实际上,以诉讼上牵连关系为主进行的判决效力扩张与以实体上牵连关系为主而进行的扩张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只是形式上的当事人有所不同,但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则是一致的。例如,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所作判决的既判力向债务人的继承人扩张的场合,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继承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致的,即都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后者则不仅当事人在实质上发生了变化,而且法律关系也不同。例如,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所作判决的既判力向债务人的保证人扩张的场合,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明显不同于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的保证关系。显然,以实体上牵连关系为主而进行的扩张存在过度违背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危险。另外,当事人签署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契约可以有利或不利地影响到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故法院在当事人之间的确定判决亦能对实体从属关系第三人产生拘束力之理论亦有疑问。当事人能够实施影响第三人的实体法上的处分行为,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以判决的方式代替当事人作出使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恶化的当事人处分行为。因为即使是在当事人竭尽全力施加影响的情况下,判决也不是以当事人的行为意思为基础的,相反,是由法官的裁判行为形成的。所以把基于当事人法律行为的处分与判决置于等位齐观的地位是没有根据的。

对于反射效力的法理依据,目前学理上只有Pagenstercher等提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实体上确定契约对于第三人可以产生影响,判决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类似于缔结确定契约的效力,因而判决可以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这种解释与既判力主观扩张支持者所提出的第二点法理依据存在相同的缺陷。笔者认为,尽管现有的反射效力理论未就当事人之间判决对实体从属第三人产生反射效力的正当性进行很好的说明,但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还是很明显的。就合理性而言,与当事人存在实体上牵连的第三人在法律地位上从属于当事人,基于这种法律地位的从属性,当事人之间判决应当对第三人反射性地产生拘束力。就必要性而言,其可以在不与现有既判力理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达到避免矛盾判决、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并可以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胜诉利益。

 

既判力主观扩张理论“添加附属物式”的创设思路在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反射效力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而学者们的努力始终没能弥补这种先天的缺陷,因为他们没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既判力可以扩及于实体从属第三人的充分依据。反射效力理论的支持者尽管没有就正当性依据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但其正当性和合理性还是很明显的。另外,独立新制度的身份使其免除了类似于既判力扩张论那样的麻烦。因此,我国立法采用反射效力理论来解决判决对实体从属第三人的影响问题是一种较为合适选择。

 


 

*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民事既判力扩张论(编号S2008YJSCX01)的阶段性成果。湘潭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晓辉为本文的写作翻译了部分日文资料,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胡军辉(1976-),湖南娄底人,湘潭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证据法。

[] 吕太郎先生在《法学丛刊》(台湾)1988年第4期发表的《民事确定判决之反射效力》一文是我国台湾地区第一篇系统论述反射效问题的文献。


 

[1]  吴英姿.判决效力相对性及其对外效力[J].学海,2000,(4):122-128.

[2]  (日)兼子一等.条解民事诉讼法[M].东京:弘文堂,1986:697-698.

[3]  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72.

[4]  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65-368.

[5]  (日)吉村德重.既判力扩张中的依存关系[J].法政研究,昭和35, 26(4):29.

[6]  Hellwig a.a.O.(Fn.13) Wesen und subjiktive Begrenzung der Rechtskraft,S.27f.

[7]  Hellwig a.a.O.(Fn.13) Wesen und subjiktive Begrenzung der Rechtskraft,S.28

[8]  (日)铃木正裕.判决的反射性效果[J].判例时代,昭和46,(261):66.

[9]  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67.

[10] (日)松本博之.既判力理论之再检讨[M].东京:信山社,2006:79.

[11] (日)兼子一.判决之反射效[J].法学协会杂志,第74 5·6号,第655-657.

[12] 王甲乙.民事诉讼法新论[M],台北:台湾广益印书局,1983:278.

[13]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 [M]. 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