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美国法律文库系列

文章来源: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发布时间:2012-06-20 17:16:23浏览次数:
  出版日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6月份出版
 

封面简介:

在美国,一个人要被判决有罪,其罪行必须被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是,什么是合理的怀疑?即使是博学的法学专家也难以解释这一根本原则。在这部深入浅出的著作中,惠特曼教授深挖了该法律的历史,并揭示出,我们已经忘却了“合理怀疑”最初的功效。他表明,该规则最初根本不是法律上的、而是神学上的。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该规则旨在保护被告人。但是,惠特曼教授将其历史追溯到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神学和普通法的历史,揭示出其最初的关切乃保护陪审员的灵魂救赎。在基督教传统中,一个人如果心存怀疑但判决一名无辜的被告有罪,他就犯有致死的罪孽。只要他们的怀疑不是“合理的”,那么,为自己灵魂救赎而忧心忡忡的陪审员就能确保自己安然无恙。今天,合理怀疑这一古老规则保留下来,但是其功效已今非昔比。这样的结果就是,陪审员备感困惑,同时,我们(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受到严重的道德挑战。


封底书评:

“惠特曼教授的这本书是一项不寻常的原创性学术成就,必定震撼传统观点并引发广泛的讨论。让人深感震撼的是他就中世纪道德神学对法律之影响的清晰讨论。”

耶鲁大学法学院斯特灵教授 米吉安•R.•达玛斯卡

“惠特曼教授娴熟地引领我们穿越中世纪刑罚的重重迷宫,直到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项博大精深的独门绝技(tour de force)。”

哥伦比亚大学 约翰•费边•维特

 “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惠特曼教授不仅发现、并且还解决了一个前人没有发现的不解之谜。因此,他改变了我们对刑事诉讼历 E style="text-align: right">哈佛大学法学院亨利•J.•弗兰德利席位教授 威廉姆•J.•斯顿茨

 “惠特曼教授的这部论述合理怀疑的著作,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司法界,都具有非凡的重要意义。”

圣母大学法学院 M. 凯思琳•凯温妮


 

作者简介:詹姆士•惠特曼先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比较法和外国法的福特基金教授,作为比较法教授,他精通德语、法语、拉丁语,掌握意大利语,可以阅读、听说西班牙语、荷兰语,阅读古希腊文献,拥有一定的梵文、希伯来经和中文知识,曾受邀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讲授并做学术报告。惠特曼先生还是多个国际著名学术协会的会员,例如,美国法律史协会, 1887年由梅特兰发起、致力于研究英国法律史的赛尔登协会(Selden Society),美国罗马法协会,美国历史协会,法国著名的Société d'Histoire du Droit,等。

惠特曼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法、合同法、刑事法以及欧洲法律史;出版的学术专著除了荣获美国律师协会2009年度银槌奖的《合理怀疑的起源》之外,还包括:2012年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战争裁决:胜利法则与现代战争的形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残酷司法:刑事惩罚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割裂》,该书2004年荣获美国犯罪学协会颁发的国际犯罪学名著奖;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日耳曼罗曼蒂克时代的罗马法遗产:历史视角和法律变化》;目前,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以德语、法语以及母语英语发表学术论文39篇、书评和随笔18篇。


译者简介:

佀化强,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公派留学美国Fordham大学法学院

李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事法律研究所访问学者(2006年)。


 译者絮语

一   翻译作品的必要性:鉴于国内学术“创作”的现状

“法治”乃西方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历经2000余年基督教文化的结晶。中国(哦,不,应当说我国)的现代法律制度和体系,尤其是宪法(宪政)、诉讼法、证据法,基本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可以说,不了解基督教文化,我们可能无法精确地理解西方法律、现代诉讼制度乃至与神学密切相关的中世纪和前现代的哲学。在法律移植时,我们也无从得知为什么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现象,更遑论如何“化枳为橘”、“凤凰涅槃”了。

因此,挑选西方作品并进行翻译,这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也是解决中国问题、避免无谓的学术争议的捷径。但可惜的是,翻译作品“不是学术成果”,在职称评审中不予考虑。这无疑扼杀了在高校工作的、曾踌躇满志计划翻译某部名著的年青教师的热情。我也是如此: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及留在高校的第一年,我心中列出了精心挑选的待翻译名著书单,甚至相关的翻译人员名单也“胸有成竹”,但是,面对国内“唯论文、著作数量马首是瞻”的指挥棒和译著不作为“学术成果”的考核标准,我心中的雄心壮志渐渐消解。但是有一点看得十分清楚:尽管国内学界发表、出版了不乏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作品,但是,由于对西方学界近几十年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无所知,更多的所谓作品必定成为短命的“快餐”,并无营养。

在校的博士生也是如此。短短的三年时间,加之发表2-3篇论文、撰写博士论文以及拼关系找工作的重压,致使最有机会接近外文著作的这一最大群体的雄心壮志,随着毕业赞歌的曲终,渐行渐远,最终成为“敬而远之”的遗憾。其实,与其东拼西凑、重复劳动,与其无病呻吟、故作玄奥,与其砍伐一株百年大树,与其伤己害人,不如挑选一部外文著作翻译,这于人、于己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如果选择不做自己的论文而翻译一部名著的话,中国的学术绝非现在这个水平!

因此,在中国当前大量借鉴西方制度构建中国法治的背景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学术创新,必须翻译原著。

二   学者的义务:不仅仅索取还要归还、奉献

对于以西方智识构建自己知识体系的学者来说,我们不应当仅仅是索取、兜售或者贩卖只言片语,更要学会还债或者奉献:对西方原创者的还债,对国内学界和读者的奉献。我们看到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们没有或者少有自己的文章或专著面世,但是,他们翻译的作品却为国内学界提供了知识营养,成为国内作者频频援引的权威和依据。相反,从未翻译过一篇论文更没有一部译著问世、但挂着自己大名的著作频频问世的作者,却实现了从“经销商”到“制造者”、“发明者”的华丽转身。但是,如前所述,这些制造商所提供的却是“简配版的仿制品”。

我们应当还债:让那些在“被”藏在帷幕后面的原创者和大师们走向前台,接受我们的注目和尊敬;让那些荣耀和鲜花回归到其原本的主人,让盛果落入种植者、培育者的篮中,而不是相反。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也是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应当奉献:扯去横亘在求知者与解惑者之间的无形黑幕,让他们之间展开无障碍的交流和对话;让那些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艺术品恢复原样供人们欣赏;让那些被误读、被曲解的佳作以完整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

这不仅因为一个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知识的完整、知识的更新以及国内学术的创新。

三  “世界的眼光,中国的问题”:以本书的主题为例

本书的主题对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9年,我曾在一个英文的博客上看到博主写道:让最高法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看看惠特曼教授的书吧!让他们回答什么是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吧!

证明标准随着西法东渐也成为中国刑事司法的难题。在这里,我借用陈瑞华教授的“以世界的眼光解决中国问题”这一名言,来浅薄地阐释“合理怀疑”的标准。正如本书作者惠特曼教授所言,合理怀疑并非一个事实判断的标准,而是诸多道德慰藉程序中的之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感程度不同的主体,即使同台听审,面对同样的证据展示和质证、辩论,也会得出不同的判断。质言之,一个纯粹的客观证明标准并不存在。这一结论,张卫平教授早在2003年的《证明标准构建的乌托邦》一文中明确指出。而惠特曼教授这部追根溯源的名著,也验证了这一论断:即使在英美,也是如此。

同样,寄期望于以此标准一劳永逸地解决刑事错案,这无疑是幻想制造一个“永动机”。因此,减少错案还必须从其他的诉讼环节和诉讼制度的构建或强化入手。

当然,惠特曼教授给予我们的,或者说我们从本书中收获的远远不止合理怀疑的起源。他所言的道德慰藉程序仍然存在于两大法系的程序法律中,尽管数量较中世纪和前现代有所减少。不过,有些程序之所以得以保留,就在于它们在前现代和现代时期实现了功能转变:从保护法官免受血罪之灾到保护被告。根据译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程序包括“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也是如此)、“反对自证其罪”(沉默权)、“公共检察官制度”、“对质权”以及“法庭中心主义”等等。相反,那些无从实现功能转变的制度和程序,则被两大法系渐渐抛弃。

但是,在引入西方诉讼证据制度的中国,有些早已在西方被淘汰的化石和古董,却成为我们诉讼证据法的内容,甚至是主要的内容,不仅仅占用了有限的立法空间,还耗费了许多学术精力。

更主要的是,这些古董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许多不便甚至悲剧产生。2002年广东省肇庆四会法院门口服毒自尽的一对老夫妇以及随后的“莫兆军事件”,就是典型的食洋不化的例子,也是我国司法引入西方证据制度后所鼓吹的“证据裁判主义”的滥用和曲解。但是,两条人命并未换来我们的反思,也未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认真对待,相反,主张“法官免责”的呼声甚嚣尘上。西方的法官真的是免责的吗?至少,从惠特曼教授的书中,我们发现法官承担了更为严重的、为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重负。这一重负关切到法官自身的命运,是一个关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另外,西方的法官独立真的是这样的吗?非也:陪审团独立,继而法官独立,最初就是为了掩护陪审团以及后来的法官违背事实“枉法裁判”而设立的。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制度设计初衷。当然,这里的违背事实“枉法裁判”主要适用于政治性案件。

类似引起不便并保留在我们诉讼法中的古董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清理。证据种类的法定化不是吗?证据种类法定本来就是法定证据制度的一部分。它在现代两大法系死亡的命运还不足以给我们启示吗?传闻规则在18-19世纪的欧洲大陆、继而在1995年英国民事诉讼中被抛弃的命运,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为之一震吗?

或许我们还应该思考另外一个基本问题:什么应该成为诉讼法、证据法的立法内容,什么应该被清理出去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让那些真正的精华部分纳入法眼。质言之,区分诉讼证据立法的法外空间和法内空间。

……

四  译途絮语

初遇本书,是2008年在Fordham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当时就爱不释手如获葵花宝典,随后联系惠特曼先生商议翻译事宜。回国后经张志铭先生推荐、张越老师的认可以及相关编委的讨论,最终被列入美国法律文库系列。

其实这本书的中文版应当早些时日面世。无论如何,这个责任在我:惠特曼先生和政法大学出版社的美国法律文库以及对本书充满期待的老师和读者,实在对不起。

本书中许多古文献曾使得翻译颇为艰难,尤其是某些不合现代英语语法的长句和段落,曾经让我不知所以,幸好,惠特曼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将其译成现代英语通过Email发给我。至于出版社要求的正文和脚注中的拉丁文翻译,同样得到了惠特曼先生的帮助: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他将认为必要的拉丁文翻译发给我。感谢惠特曼教授提供的古英文、拉丁文翻译帮助!

还要感谢在深圳大学法学院工作的我的博士同学马海峰博士:在正文和脚注中出现的某些拉丁文、法文、古德文,他提供了精心、准确的中文翻译。《牛津拉丁词典》上没有收录的词汇如“candalum”,我这位年级中最严谨的同学,居然想到查阅拉丁文的《圣经》并终于在其中发现了它,这就是“丑闻”一词。

我邀请了乐于翻译本书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李伟博士。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李伟翻译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结语;佀化强负责致谢、目录、导言、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索引、图例说明等翻译以及全书的统稿和校对。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第一章的翻译初稿最初曾由在华东政法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继而在美国取得神学硕士学位的好友蓝江完成,在此基础上由李伟重译;第七章的翻译初稿由李伟完成、佀化强重译。湘潭大学法学院2010级诉讼法研究生陈哲鹏、孙渝欣、欧阳珍、罗杜、鲍萌、黄佳敏、温静、代娇娇、祝丹、张云飞、康涛等同学曾校对了本书初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政法大学出版社彭江博士、张翀编辑的催促和细致的提醒。

感谢湘潭大学诉讼法重点学科的翻译资助和廖永安教授的鼓励。

尽管本书的中译本凝聚着如此多的贡献者的心血,但是,必定会出现的误译和错译责任均由我来承担。对提出的任何批评和指正,我们都会虚心接受,以便改进。斧正和批评意见,请发至sihuaq@gamil.com,也可与出版社联系。

佀化强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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