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法院國際民商事案件管轄權衝突實踐考察(一)

文章来源:发布时间:2008-04-11 20:11:58浏览次数: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民商事交往日益頻繁,國際民商事爭議亦隨之不斷增加,各國為了維護本國國家及公民的利益,往往擴大本國法院的管轄權,從而不可避免地出現對同一國際民商事案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都主張管轄的情形。這種國際民商事管轄權的衝突,不僅妨礙了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有效保護,而且影響了國家之間的正常交往。本文擬就中國大陸有關解決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的司法、立法及條約實踐,作一初步考察,並借鑒世界其他各國的經驗,闡述完善中國大陸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救濟制度的構想。

案例一:旅美華僑張雪芬重複起訴離婚案。注一旅居美國的中國大陸公民張雪芬,為與居住在中國上海市的中國大陸公民賀安廷離婚,向中國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同時也向其居住地的美國法院起訴,中國法院受理後還未審結前,美國法院已就同一案件作出了判決。就此情況下中國受訴法院是否還應作出判決的問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最高人民法院於1985年9月18日批復指出,在張雪芬未撤回向中國法院起訴的情況下,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20條第1款的規定,中國受訴法院得依法做出裁決,不受外國法院受理同一案件和是否作出裁決的影響,該批復還進一步明確:關於華僑向居住國法院起訴離婚,其國內配偶不應訴;或外國法院判決離婚後,其國內配偶不上訴,而另向中國法院提起離婚之訴,中國法院是否受理的問題,因中國領域內的中國公民的婚姻關係,受中國法律的保護和調整,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21條第(2)項的規定,中國法院應予受理並依法裁決。
案例二:中國大陸公民忻清菊與美國公民曹信寶互訴離婚案。注二美國公民曹信寶與中國大陸公民忻清菊1944年在中國大陸結婚,1990年,曹在美國密蘇里州傑克遜郡巡迴法庭取得與忻的離婚判決書,並於1990年3月來中國大陸,在寧波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記處辦理了與他人的結婚登記(後由登記處撤銷了該登記),中國大陸公民忻清菊則於1991年12月14日向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經調解,雙方達成了離婚調解協定。

案例一與案例二均涉及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的典型問題——平行訴訟。“平行訴訟”(Parallel Proceedings),又稱“一事兩訴”或“雙重起訴”,它是指相同當事人就同一爭議基於相同事實以及相同目的同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法院進行訴訟的現象。注三平行訴訟有兩種具體表現:一種是一方當事人作為原告在兩個以上國家的法院就同一爭議向同一被告提起訴訟,稱為“重複訴訟”(Repetitive Suits),注四如案例一的情形;另一種是一方當事人作為原告在甲國以對方當事人為被告提起訴訟,而對方當事人又在乙國作為原告以該當事人為被告提起訴訟,稱為“對抗訴訟”(Reactive Suits)注五如案例二的情形。中國臺灣學者則分別稱這兩種類型的平行訴訟為“原告被告共通型”與“原告被告逆轉型。”注六

從案例一與案例二可以看出,中國大陸法院目前對待“平行訴訟”這一管轄權衝突問題的態度是:完全不理會外國法院是否已行使管轄權,而肯定中國大陸法院的管轄權,對平行訴訟不加任何限制。這種做法雖然在中國大陸當前立法中沒有明確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有兩條規定涉及到了這一內容,該司法解釋第30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和外國法院都有管轄權的案件,一方當事人向外國法院起訴,而另一方當事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決後,外國法院申請或者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對本案作出的判決、裁定的,不予准許;但雙方共同參加或簽訂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的除外。”《意見》第15條規定:“中國公民一方居住在國外,一方居住在國內,不論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國內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權管轄。如果國外一方在居住國法院起訴,國內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受訴人民法院都有權管轄。”

筆者認為,上述中國大陸有關“平行訴訟”問題的實踐不甚合理。其一,與國內民事訴訟中對待“平行訴訟”的態度不協調。中國大陸法院對國內民事訴訟中的平行訴訟基本持否定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兩個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原告可以向其中一個人民法院起訴;原告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轄。”第111條第1款第5項規定:“對判決、裁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當事人又起訴的,告知原告按申訴處理,但人民法院允許撤訴的裁定除外。”其二,不利於當事人權利的保護與國際民商事關係的穩定。如上述案例一與案例二中,若美國法院作出離婚判決,中國大陸法院作出不予離婚判決;或是相反,中國大陸法院作出離婚判決,美國法院作出不予離婚判決,必然造成雙方當事人“跛腳婚姻”(Limping Marriage)這一不穩定狀況,增加雙方當事人的痛苦。其三,浪費國家的訴訟資源,增添當事人的訴累。如案例一,原告基於同一訴訟目的向美國、中國兩國法院起訴,造成了兩國司法資源的浪費,平白增添了自己和對方當事人的訴累。其四,不利於國際司法協助的順利進行。平行訴訟的存在,使得外國法院就同一案件的判決、裁決無法在中國大陸得到承認與執行,而中國大陸的有關判決、裁定也不大可能在外國得到承認與執行(除非中國大陸締結的有關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其五,有可能導致當事人“選購法院”(Forum Shopping),即當事人選擇某一個其認為可能會作出有利於他的判決或裁決的國家的法院進行訴訟。注七選購法院對被告非常不利,而且破壞了國際民商事活動的穩定性。

目前,國外解決平行訴訟問題的實踐大致有三種類型,第一,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英國的具體實踐是,在“重複訴訟”中,一般中止本國訴訟或命令原告中止外國訴訟,或令原告在內、外國訴訟中擇一而行之;而在“對抗訴訟”中,則很少中止本國訴訟。注八在美國,在外州或外國的平行訴訟一般不能阻止一州法院的訴訟,只有以前的終局判決才具有這種效力,注九但平行訴訟是法院裁量是否中止訴訟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在原告很明顯能獲得前一訴訟的所有救濟的情況下,為避免給被告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法院通常中止後一重複訴訟。第二,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通常以一定的條件,即外國法院的判決能在內國得到承認與執行,則可中止本國的訴訟。注十如《瑞士國際私法典》第9條規定:“相同當事人間具有同一標的訴訟已在外國法院提起但尚未判決時,如果可預見外國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內將作出能在瑞士得到承認的判決,瑞士法院即應中止訴訟。”第三,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等國的主張,一國受理國際民商事案件並不因當事人就同一訴訟標的已在外國法院起訴而受影響,如印度對其民事訴訟法典第10條的解釋稱:“訴訟正在一個外國法院進行的事實,並不妨礙本國法院受理基於同一訴訟原因而提起的案件。”注十一筆者認為第一與第二種做法值得中國大陸立法借鑒。

在中國大陸的條約實踐中,對平行訴訟問題又作了不同的處理,在與其他國家締結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中,關於平行訴訟有兩種模式,其一為多數雙邊條約規定的模式,在提出請求承認與執行有關外國法院的判決時,如果被請求國法院對於相同當事人就同一標的案件正在進行審理,可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依此規定,只要有關訴訟正在被請求國審理,無論被請求國法院和作出判決的法院誰先受理訴訟,被請求國均可依此拒絕承認與執行對方法院的判決。其二為我國與義大利、蒙古等國締結的司法協助條約規定的模式,被請求國法院不能因為案件正在由其審理而當然地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只有在被請求國法院比作出判決的外國法院先受理該訴訟時,才能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注十二可見,中國大陸有關的條約實踐對平行訴訟問題的態度並不一致。

與中國大陸有關平行訴訟問題的實踐相對照的是西歐國家有關的條約實踐,1968年歐洲共同體國家簽訂了《民商事案件管轄權和判決執行公約》(布魯塞爾公約),此公約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消除由同一爭議而在兩個以上的締約國進行的平行訴訟。根據此目的,公約不僅確定了締約國對特定爭議的管轄權,而且規定,如果在兩個以上的締約國提出訴訟,除首先受理訴訟的法院外,所有其他法院必須拒絕管轄並中止訴訟(第21條)。公約只要求各個締約國中止管轄,以讓步於已在其他地方提起的訴訟,並沒有授權首先受理訴訟的法院自行採取行動以阻止平行訴訟[象英美國家法院那樣發出禁訴命令(Antisuit Injunction),禁止當事人在外國法院提起平行訴訟,這種做法有妨礙他國法院行使司法管轄權,干涉他國司法主權之嫌]。此外公約還規定,如果相關的幾個訴訟在不同締約國法院提起,除了首先受理訴訟的法院,其他法院均應中止各自的訴訟(第22條)。即使是對於幾個法院都有專屬管轄權的訴訟,首先受理訴訟法院以外的法院也應放棄管轄權,讓首先受理訴訟的法院審理(第23條)。1988年歐洲共同體國家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簽訂的《民商事案件管轄權和判決執行公約》(羅迦諾公約),亦採用了布魯塞爾公約的做法。

綜合考察中國大陸有關平行訴訟問題的司法、立法、條約實踐,並對照外國經驗,可以發現,中國大陸目前有關做法還很不完善,其中多與當前國際社會的普遍實踐不盡一致。筆者並不反對在管轄上維護本國的司法管轄權,但是也不能不考慮國際禮讓原則在解決管轄權衝突時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考慮國際合作與互助的必要性。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應對平行訴訟採取有條件的(有限的)禁止主義。目前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法律解釋確立下述原則,在將來適當時期制定中國大陸國際私法典時,再將其納入法律條文中:注十三

1、 除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在外國法院對相同當事人之間就同一訴訟標的進行的訴訟已經作出判決或者正在進行審理的情況下,中國法院可以不行使管轄權。但中國法院受理在先,或者不行使管轄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可以對同一訴訟行使管轄權。

2、 凡符合下列條例之一的,應中(終)止在中國的訴訟或禁止當事人在外國訴訟或起訴:(1)當事人非善意地提起平行訴訟的;(2)平行訴訟的產生、進行系因當事人的詐欺或協迫行為而引起的;(3)當事人雙方曾約定,由中國法院或某外國法院為管轄法院,且該約定是有效的、可行的。

3、 除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中國法院對相同當事人之間基於相同事實就同一標的進行訴訟的案件已經作出了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的,或者已經承認了第三國法院對同一案件作出的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的,中國法院對於相同當事人之間基於相同事實就同一標的進行訴訟的案件正在審理並且是首先受理的。對外國法院作出的判決應予拒絕承認與執行。此外,中國在與外國締結有關司法協助的雙邊條約時,應當堅持統一立場,由於上述第二種模式符合國際通行慣例,更有利於各國在此領域內的協調與合作,因此,筆者建議今後在簽訂有關司法協助條約時,應當以第二種模式為標準。

案例三:日本公民大倉大雄要求在中國大陸起訴離婚案。注十四日本籍和尚大倉大雄,與中國大陸上海婦女朱惠華結婚後,雙方在日本共同生活數月即起糾紛。大倉大雄欲趕朱惠華回國未成,遂遠道來中國大陸,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其目的是保住其在日本的財產不受損失。由於此案夫妻雙方婚後住所均在日本,婚姻事實以及有關夫妻財產也在日本,法院認為如果訴訟在中國大陸進行,既不便於雙方當事人的訴訟,也不利於弄清夫妻關係的真實情況,更無法查明大倉大雄在日本的財產,難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為此,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不行使司法管轄權,告知大倉大雄去日本法院起訴。後日本法院審理後判決雙方離婚,並判令大倉大雄給付朱惠華折合近十萬元人民幣的日幣。

案例四:趙碧琰確認產權案。注十五本案為一起國際財產詐騙侵權案,涉訟的財產位於日本,主要詐騙人也在日本。但原告在中國大陸,有些證據和證人也在中國大陸,某些詐騙人還在中國大陸被捕。但是對於該案件的管轄,中國大陸法院認為,從傳訊證人、搜集證據等方面看,日本法院受理對當事人更為方便,因而不予受理。

在上述兩案例中,中國大陸法院實際適用了“不方便法院原則”(Doctrin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這一原則在中國大陸有關的司法解釋中亦有體現,如1983年12月27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頒佈的《關於駐外使領館處理華僑婚姻問題若干規定》第2條第3款規定:“夫妻雙方均是居住在國外的華僑,他們要求離婚,原則上應向居所地有關機關申請辦理離婚手續。”同條規定:“如他們原是在外國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或舉行結婚儀式的,他們的離婚案件國內不受理。”

“不方便法院原則”作為預防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的一種司法措施,其基本涵義為:對內國法院和外國法院均具有管轄權的國際民商事案件,如果內國法院認為由其對案件行使管轄權非常不方便或對當事人不公平,並且又存在其他較為方便審理該案的替代的外國法院時,該法院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拒絕行使管轄權。注十六在案例三和案例四中,中國大陸法院即認定自己為“不方便法院”,沒有受理案件。

“不方便法院原則”源於蘇格蘭的司法實踐,目前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所採用,但大陸法系國家如荷蘭、日本等亦有判例採用了這一原則。注十七根據美國的司法實踐,在確定本法院是屬於“不公平”和“十分不方便”的審判地時,法院通常要衡量以下因素:注十八(1)原告之意願。一般對原告選擇法院地起訴的意願應加以相當尊重,除非其他法院明顯地為更方便的法院,否則法院不應不尊重其意願。(2)當事人的住所。當原告為法院地居民時,法院一般很少以不方便法院的理由駁回訴訟。這是為了保護本地居民,使其免受到他處起訴的不便花費。(3)證人的住所和能強制證人出庭之程式的可用性。(4)取證來源的難易程度。(5)傳願意出庭的證人和當事人所需的費用。(6)原先在本法院地提起訴訟的動因(是選購法院還是干擾被告)。(7)可供選擇的其他法院。(8)強制執行法院地判決的可能性。(9)法院地州在該問題上的利害關係。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需要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請,法院在考察上述因素後,可以停止訴訟或駁回案件,在停止訴訟的情況下,如外國法院對訴訟不合理地延遲過久時,該訴訟可以重新進行。而在駁回的情況下,法院對此案件不再有管轄權。注十九美國關於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司法實踐比較完備,值得中國大陸借鑒。

筆者認為,中國大陸有關立法應當確立不方便法院原則,因為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不僅符合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法有關管轄規定上的兩便原則,而且體現了管轄權的國際協調精神,是預防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衝突的有效手段。便於當事人進行訴訟和便於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是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法的主要特點之一。涉外民事訴訟程式作為民事訴訟法的一個組成部分,仍然受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因此,當產生國際民事管轄權衝突時,依據“兩便”原則確定法院的管轄,無疑不僅有利於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同時也便利法院司法。不方便法院原則充分考慮了當事人、法院及與案件相關的諸多因素,在存在另一具有充分管轄權的更為方便的替代法院的情況下,主動放棄管轄,使國際民商事爭議能夠及時、有效的解決,從該原則的內在價值取向上看,與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兩便”原則完全一致,適用不方便法院原則正是從“兩便”原則出發對本國法院的管轄權進行自我監督、自我抑制,從而有效地防止選購法院及其它對法院選擇程式的濫用,避免了因原告選擇一個不方便法院而導致被告及司法公正的實現陷入困境。在“兩便”原則的指導下,不方便法院原則不僅不會損害一國的司法主權,相反,由於其強調司法公正,因此,其作為“文明司法體制的標誌”(美國大法官Frankfurter語)注二十同樣也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其他國家也將會本著互惠原則,對該國的司法主權予以尊重,並對其司法活動給予協助。同時,不方便法院原則的作用不僅在於防止國際民商事管轄權的衝突,而且對國際司法協助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國際司法協助實踐中,由一個不方便法院作出的判決往往很難得到有關國家的承認與執行。注二十一

總結中國大陸有關司法實踐經驗,並借鑒外國合理做法,筆者提出下述立法建議:對中國大陸法院原有管轄權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如中國大陸法院認為實際行使管轄權對當事人及案件的審理均極不方便,且有其他法院對該案件的審理更為方便時,可以決定不行使管轄權。



注一 參見林准主編:《國際私法案例選編》,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頁。

注二 參見林准主編:《國際私法案例選編》,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頁。

注三 張茂:《國際民事訴訟中的訴訟競合問題探討》,《法學研究》1996年第5期。

注四 Allan D. Vestal, Repetitive Litigation, 45 Iowal. L. Rev. 1960, p.525.

注五 Allan D. Vestal, Reactive Litigation, 47 Iowal. L. Rev. 1961, p.1.

注六 參見陳榮宗:《國際民事訴訟之法律問題》,載《法學叢刊》1996年第2期。

注七 參見程曉蓮、呂國民:《國際民事管轄中的選購法院與選擇法院》,《河北法學》1998年第5期。

注八 參見[英]莫里斯:《法律衝突法》,李東來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5頁;Chesire and Nort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0th ed. pp.112-114.

注九 Wintraub, Commentar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1980, p.113.

注十 See Ehrenaweig,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973, pp.41-42.

注十一 參見倪征噢:《國際法中的司法管轄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頁。

注十二 參見費宗禕、康承元主編:《中國司法協助的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頁以下。

注十三 此處借鑒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的有關內容(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並參考了李守芹:《論國際民商事管轄權的衝突及解決》一文,《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1期。

注十四 盛勇強:《涉外民事訴訟管轄權衝突的國際協調》,《人民司法》1993年第9期。

注十五 參見劉振江:《涉外民事經濟法律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439頁。

注十六 參見張茂:《國際民事訴訟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則》,《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第5期;徐崇利:《美國不方便法院原則的建立與發展》,載董立坤主編:《國際法定向現代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頁。

注十七 參見徐卉:《國際民商事平行訴訟研究》,載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5~346頁。

注十八 參見韓德培、韓健:《美國國際私法(衝突法)導論》,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頁。

注十九 參見陳隆修:《國際私法管轄權評論》,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69頁。

注二十 Baltimore and Ohio Rly. Co. V. Kepner 314 U.S. at pp.55-56,轉引自李雙元等編著:《中國國際私法通論》,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84頁。

注二十一 參見徐奔:《國際民商事平行訴訟研究》,載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