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法院國際民商事案件管轄權衝突實踐考察(二)

文章来源:发布时间:2008-04-11 20:24:43浏览次数:

案例五:华侨银行厦门分行管辖权异议案。注二十二1993年12月11日,香港银森轮船有限公司与厦门生利经贸发展公司签订一份运输合同,合同中约定有关履行争议在香港依英国法律仲裁解决。同日双方还签订一份运费支付协议,由华侨银行厦门分行提供运费支付担保,协议约定有关支付争议香港高等法院拥有排他的管辖权。后因双方就运费问题发生纠纷,香港银森轮船有限公司遂以担保人华侨银行厦门分行为被告,向厦门海事法院起诉,厦门海事法院认为支付协议是运输合同的补充,两份契约分别约定仲裁与诉讼两种争议解决方式,自相矛盾,约定无效,裁定驳回华侨厦门银行分行的管辖权异议,受理了此案,华侨银行厦门分行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运输合同与支付协议是两份相对独立的协议,其分别约定仲裁、诉讼两种争议解决方式当属有效,一审法院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裁定撤销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六: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案。注二十三1984年1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签订合同,由后者向前者销售钢材,合同约定有关争议由仲裁机构解决。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并无钢材,而是用伪造的单据骗取货款,后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被告败诉,被告不服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和二审中,被告均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合同纠纷因有仲裁条款,中国法院无管辖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88年10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被告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破坏了合同,合同无效,构成侵权,因而争议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地这一管辖标志,对此案有管辖权,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七:江苏省物资集团轻工纺织总公司(以下简称轻纺公司)诉香港裕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亿公司)与加拿大太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子公司)案。注二十四此案案情与案例六有些类似,1996年5月,轻纺公司与裕亿公司、太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裕亿公司与太子公司向轻纺公司提供普通旧电机,合同约定有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解决。裕亿公司与太子公司实际上欲利用合同进行****,最终提供给轻纺公司的是各种废结构件、废钢管、废齿轮箱、废元钢等,轻纺公司遂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裕亿公司与太子公司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合同纠纷已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利用合同欺诈,构成侵权,原告有权提起侵权之诉,不受仲裁条款约束,裁定驳回裕亿公司、太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判决其败诉。两被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所发生的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无管辖权,于1998年5月13日裁定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轻纺公司的起诉。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可以通过当事人签订管辖协议得到防止。当事人可以预先约定,双方间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应由哪一国法院管辖,或者在争执发生以后,达成关于争议应在哪一国法院解决的协议。许多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进行诉讼的法院,当事人一方违背原来约定的管辖权协议在本国法院起诉时,本国法院一般拒绝或中止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在案例五中,双方当事人约定由香港高等法院管辖有关支付问题的争议事项,中国大陆法院认可了当事人的管辖协议,没有行使管辖权。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但由于目前涉港民商事案件实际上仍然适用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因此本文将这一解决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案例作为解决国际民事商事管辖权的实例进行阐述。

承认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不失为一种预防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可行办法。在国际交往中发生的国际民事案件,往往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关国家常常根据某一合理因素主张国际民事案件的管辖权。然而对于同一国际民商事案件,相关国家的利益或大或小,其管辖根据也有强有弱,承认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实际上是允许当事人根据案件所涉及的各方面情况,选择在他们看来最合适、最方便的法院来处理案件,这样就排除了与案件有关的其它国家的法院的管辖权,从而解决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问题。注二十五

笔者认为承认当事人协议管辖这一做法,中国大陆立法应予以坚持,唯有下述问题仍需明确:第一,协议管辖仅适用于财产性质的案件与合同案件;第二,协议管辖所选择的法院应与纠纷有实际的联系;第三,协议管辖是排他性的,但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不得违背中国大陆法律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第四,以欺诈或不正当方法取得之管辖协议,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一方向他方施压而缔结之附合契约(Adhesion Contract)约定的管辖条款,不承认其效力。注二十六

案例六与案例七涉及的是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另一问题———法院管辖权与仲裁机构管辖权的冲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确认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无论何种形式的仲裁协议,一般认为其作用之一就是排除法院对案件的管辖,甚至可能排除法院的专属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7条第1款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它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第259条规定:“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属于中国大陆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它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

案例六与案例七的关键问题是,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其仲裁条款是否还有效力,能否排除法院的管辖权?中国大陆法院在案例六与案例七中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案例六否定仲裁条款效力,肯定法院的管辖,案例七肯定仲裁条款效力,否定了法院的管辖权。笔者认为,根据“仲裁条款自治理论”(Theory of Autonom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应当肯定中国大陆法院在案例七中的做法。“仲裁条款自治理论”认为,一个包括仲裁条款的合同,应被视为由两个相对独立的合同构成,其中一个为主合同,规定当事人双方民商事利益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个为次要的或从属的合同,即以仲裁条款的形式出现的仲裁协议,两者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签订国际民商事合同的唯一目的是切实履行主要合同中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从而实现他们所期望的民商事利益;次要合同是在主合同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作为一种救济手段而存在,它不是双方当事人所希望实施的。因此,仲裁条款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即它不仅不会因为主要合同发生争议或被确定为无效而失去效力,反而正因此才得以实施,发挥它作为救济手段的作用,其效力是独立于主要合同的效力的。从各国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有关的国际立法来看,一般都认为仲裁条款独立于主合同之外是一个普遍的规则。事实上,中国大陆近年来的有关立法亦明确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9条第1款明确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7条亦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鉴于《仲裁法》与《合同法》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颁布,而案例六是在1988年审结的,且当时中国大陆关于仲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均不完备,中国大陆法院当时所作出的判决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无论合同是否有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均不发生动摇,当事人选择仲裁机构管辖,排除法院管辖的意愿应予以尊重,这一点是中国大陆今后的实践应当坚持的。笔者对解决国际民商事案件法院与仲裁机构管辖权冲突问题提出下列立法建议:

1、 当事人通过书面的仲裁协议,约定将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涉外合同或者其它涉外民商事争议提交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解决的,不受中国大陆法律关于各类司法管辖的限制。

2、 在有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当事人仍向中国大陆法院起诉的,该法院应当令当事人将争议交付仲裁,但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不能执行的除外。

3、 主要合同的效力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除对中国大陆涉外仲裁机构受理的案件或者仲裁庭所在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案件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效力提出的异议外,中国大陆法院对外国仲裁机构受理案件或者仲裁庭所在地在中国大陆境外的案件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可以不行使管辖权。


注二十二 參見林准主編:《國際私法案例選編》,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頁。

注二十三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9年第1期,第26頁。

注二十四 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8年第3期,第109頁。

注二十五 參見韓德培主編:《中國衝突法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頁。

注二十六 參見劉鐵錚:《論國際管轄權衝突之防止》,載《國際私法論叢》,三民書局1984年增訂第3版,第270頁。